“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撑地位更加稳固，现代化工业体系更加完善，工业创新能力更加突出，面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着眼于“十五五”时期，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点任务，需要深刻认识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和内部环境变化，同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丰富人才资源等四大方面优势。围绕“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在安全与韧性、工业效率提升和智能化发展、创新发展范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新要求，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支柱产业成长和未来产业培育。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工业发展提供需求侧保障。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2023JZDZ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研究：规律总结、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72141306）。

　　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工业发展，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大国地位更加稳固，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国防安全，也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望“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和内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博弈将深刻影响中国工业发展，内部的要素结构内容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要进一步加快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确保中国工业经济行稳致远。本文将首先全面总结“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新成就，然后深入剖析“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优势，在此基础上给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保持稳健发展态势，较“十三五”时期取得显著进步，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十四五”以来，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纵然如此，中国工业规模依然稳居全球首位，并持续稳定增长。

　　工业显著增强了经济稳定性。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引擎，工业稳则经济稳。2020—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从31.3万亿元增至40.5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从26.6万亿元增至33.6万亿元，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持续处于高位。不仅如此，中国已经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三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4年中国货物出口额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连续8年保持增长，较“十三五”末期大幅增长。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出了更高增速，2024年电动汽车、3D打印机和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13.1%、32.8%和45.2%。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较为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

　　工业稳步拉动了高质量就业。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2024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达到2.13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8.97%，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44.94%。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一比重会更高。从质量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光伏、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对研发工程师、技术人员等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这创造了大量知识型、技能型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助推中国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戴翔等，2016），使得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

　　工业扎实推进了乡村全面振兴。工业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推动中国乡村发展，在促进乡村精准脱贫和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全面脱贫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工业化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不仅如此，工业化还通过先进制造技术、数字化技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智慧农业、自动化农机等），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在此过程中，大量工业企业通过产业投资、技术赋能、产业链重构、产业集群梯度转移等方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十四五”时期，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迈进步伐更加坚定有力，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善的工业体系优势更加彰显。

　　产业基础能力显著提升，夯实了现代化工业体系根基。通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基础软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高端装备领域，中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核电机组主设备、燃气轮机等高端装备，打破了外国长期垄断。在关键基础材料方面，高性能碳纤维、高端轴承钢、特种合金等一批新材料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有力支撑了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重点领域的发展。

　　数实融合深入推进，提升了现代化工业体系的数智化水平。“十四五”时期，通过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一大批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涌现。截至2023年底，中国累计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成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推进近万家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目前，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2%，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个，连接工业设备超9600万台（套），工业互联网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而且，重点行业转型步伐加快，大飞机、新能源汽车、高速动车组等领域示范工厂研制周期平均缩短近30%、生产效率提升约30%。数字化平台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工业体系的数智化水平，改善了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

　　绿色低碳纵深推进，走出了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新道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双碳”目标，绿色工业体系加速构建，涌现出一大批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十四五”期间，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已提前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截至2024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累计创建451家绿色设计企业，开发推广绿色产品超4万个，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6430家、绿色工业园区491家，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比超过20%。同时，中国牵头构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指导发布100多项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上线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定期发布全国电力碳足迹因子数据，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际涉碳贸易壁垒，推动碳足迹规则标准实现国际衔接互认。中国跳出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将污染转移他国”的工业化路径，打破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走出了不污染同样能快速发展的新道路，为全球工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工业整合能力和响应速度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中国工业凭借全产业链的要素集聚与高效协同，形成了国际范围内难以复制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敏捷供给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同时展现出全球领先的垂直整合深度与市场动态适应性，构建了具有显著异质性的快速响应机制。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南山的企业早上提出个人电子产品设计方案，东莞的代工厂在中午前就能完成供应链的组织并下放订单，在下班前就能完成原型机的制作。如果一切顺利，当天晚上就可以进行首批次生产。这种“一日闭环”的设计研发生产模式举世罕见。借助超强的整合能力和响应速度，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工业最新科技研发成果验证、应用的热土。这使得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更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创新工厂”。

　　“十四五”时期，工业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标志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工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从总量看，中国工业研发投入呈现“总量扩张、强度跃升”的新态势。2024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研发强度达3.35%，比上年提高0.24个百分点。从行业结构看，中国工业研发投入向重点行业集中。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研发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行业大类有8个，这8个行业的研发经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8.2%，工业研发投入向汽车、医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关键领域集中。从区域结构看，中国工业研发投入向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集聚。2024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6个省市的工业研发经费投入均突破两千亿元，形成了“优势产业引领、区域整体协同”的研发投入新布局。

　　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也是支撑工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力量。“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创新型企业加速涌现，有力支撑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工业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一方面，重点大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大企业凭借规模优势与全链条布局，成为工业转型发展的“领头雁”。大企业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的创新链条，并通过产业链协同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例如，86家中央企业在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数据机床等关键领域组建24个创新联合体，联动800余家高校院所及企业推进1000余个项目。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中独立研发占比为75.3%，“小巨人”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效显著，户均拥有发明专利26.6项。以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为代表的多家科技创新企业，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加快推进，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先者。

　　“大国重器”等标志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十四五”以来，中国在航空航天、海洋工程、高端装备等战略领域实现标志性跨越，“中国创造”的“大国重器”在全球创新版图留下了深刻印记。以海洋工程为例，中国第一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顺利下水，标志着中国航母建造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电磁弹射技术可大幅提高舰载机起飞效率和作战能力，是航母性能的重要测度指标。目前掌握这一先进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此外，爱达·魔都号是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大型邮轮，由此打造了中国造船业的第三颗“皇冠明珠”。

　　中国工业创新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本质上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下的制度红利释放。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的资源动员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拉引优势，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功能互补，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微观激励形成了合力。这优化了科技资源的投入产出机制，构筑起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开放协同式国家创新系统。通过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战略必争领域和关键“卡脖子”环节实施靶向攻关，确保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供给侧引领。在此基础上，超大规模市场的丰富应用场景和海量数据资源，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迭代的试错空间与商业化土壤，发挥了需求侧的牵引效应。“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构建起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同频共振。这不仅优化了科技创新的资源要素配置，更构筑了一个要素流动顺畅、协同机制高效、自进化能力强大的开放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十四五”时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冲击，中国工业经济稳步增长，韧性进一步增强。

　　一是传统新兴协同共进，工业韧性的实体根基持续筑牢。传统产业正经历深度调整，通过智能化改造与服务化延伸实现价值链高端化升级（刘振中、王妍，2024）。战略性新兴产业凭借技术外溢与规模效应，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确立了领跑地位，大幅提升了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未来产业则依托策源地建设与颠覆性技术突破，实现了从概念验证到场景落地的提前生根，为产业后续发展积蓄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十四五”以来，通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协同共进，中国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善的工业体系优势。

　　二是补链强链成效显著，工业抗外部风险能力持续改善。“十四五”时期，中国通过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集中攻克了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工业软件等领域的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一个典型案例是工业母机，它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是现代工业的“心脏”。“十四五”期间，工业母机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实现由弱到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产机床中市场占有率由不足1%提高到31.9%，数字化刀具市场占有率由不足10%提高到45%。

　　另外，部分产业链国产化进程不断加速，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回旋空间”，体现了强大的抗压韧性，确保了国家发展安全。在国产化替代过程中，国内企业通过技术研发积累，加快形成全面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打破国外企业垄断。例如，在集成电路领域，国产设备在成熟制程领域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在核电领域，中国已经基本建成较为完整的核电装备产业体系，自主核电技术装备国产化率大幅提高，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目前，中国主流核电机组的关键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张廷克等，202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这一时期的重点任务。需要深刻认识“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也需要准确把握中国的新优势。

　　“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外部的地缘政治博弈将会给中国工业发展带来多方面挑战。内部的生产要素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也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

　　外部环境中，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工业发展的全球化行动面临新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去风险策略，通过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方式挑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传统地位（孙成昊、申青青，2023）。全球供应链呈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政治化特征，这迫切要求中国工业发展进一步创新全球化策略，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全球技术竞争趋于白热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实施常态化和高强度的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对中国工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路径产生了直接威胁。这迫切要求中国强化原始创新和产业基础再造，强化在原创技术和重要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因此，“十五五”时期，需要国家在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等战略性产业的资源配置上，强化供应链安全和产业基础安全。

　　内部环境中，中国工业发展的生产要素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需要重构工业发展模式。一方面，人口结构进入新拐点，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使得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传统工业模式难以为继。但是，长期较高强度的教育投入、超大工业规模培养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构筑了强大的人才红利（朱荟，2022）。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发生了新变化。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将扮演“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稳定器”和“增长引擎”的双重角色。尤其是，数字智能化发展将数据、智能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融合到工业系统，催生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置于核心的位置，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与数据红利的转换。

　　围绕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准确把握新形势对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新形势对工业发展安全与韧性提出了新要求（裴建锁等，2025），要以产业基础再造、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和风险抵御能力提升。着眼于中国工业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基础领域的短板弱项，需要强化对工业基础的再造，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在总体思路上，需要强化市场驱动和安全保障的工业体系建设。一方面，在大多数消费品和竞争性领域，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遵循全球市场和效率原则以加快推动工业的发展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由国家主导、以安全和自主可控为首要目标加快突破和系统发展。

　　新形势对工业效率提升和智能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要全面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发展智能制造是“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取向（江小涓等，2024）。数字化成为工业发展的基础，通过人、机、料、法、环等生产要素和业务流程的数据化，为利用数据和算法等智能技术实现自主感知、分析、决策和执行创造了条件。在此过程中，工业发展将形成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共同构成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通过精确的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来监测碳足迹、优化能耗；通过智能设备回传的实时工况数据来支持预测性维护、按需定制等服务型制造；通过服务型制造实现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产品”，重塑中国工业发展新模式。

　　新形势对工业创新范式提出了新要求，要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转变。通过简单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已无法满足“十五五”期间中国工业发展的新要求，要在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上取得突破。这要求工业体系不再仅仅是技术应用的转化地，而要成为新技术的策源地。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领域，必须具备“从0到1”的能力。同时，要彻底解决工业软件、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通过关键技术的攻克，实现从可用向好用、耐用的跨越，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新形势对产业结构提出了新要求，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工业发展的重点，这要求摆脱传统增长路径，转向依靠高科技和高效能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曲永义，2025）。一方面，这需要传统产业的存量焕新和转型升级，如对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另一方面，需要着眼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涌现。例如，前瞻布局类脑智能、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领域，通过从实验室走向中试和规模化应用，孕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新形势对绿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要实现从绿色低碳目标向绿色价值创造转变。“十五五”末期即2030年是中国承诺实现“碳达峰”的时间节点，对工业提出了严格的硬约束。这在客观上要求工业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更重要的是，需要发挥中国绿色低碳产业的技术、模式和产品优势，强化自身的绿色低碳价值创造，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是中国“十五五”时期依然保持甚至强化的“四大优势”，这也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创造了新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凸显，尤其是新型举国体制与政策协同力构筑的制度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十五五”时期，制度优势将从行政动员转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高效结合。新型举国体制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将更为有效，尤其是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创新体系，能够进一步统筹科技资源，推动半导体、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领域的突破，加快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通过强化超长周期的政策支持，以战略性支持强化对重要产业和技术的有效支持，为企业进行长周期的研发投入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能够促进新兴技术和未来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此外，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尤其是新型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能够为工业数字化转型夯实底座优势，构筑数字时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领先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到强化，场景多、数据足的新优势能够增强海量消费市场优势（刘勇、王楚涵，2025）。中国拥有全球最复杂的工业场景和最庞大的消费群体，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落地创造了“加速器”效应。只要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技术在中国市场验证成功，就能迅速通过规模效应降低高昂的研发成本，实现商业闭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优势快速显现，海量的工业数据样本将直接反哺工业AI模型的训练，使中国在工业大模型领域具备天然优势。此外，内需驱动的产业链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尤其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巨大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起一条完整的内循环产业链。即使面临外部封锁，本土市场的需求量也能维持产业链的运转和持续进化。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更为显著，尤其是产业链韧性和安全将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十五五”期间，中国工业的产业链韧性和跨界融合能力将进一步得到巩固。一方面，通过强化产业基础能力、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全球化运营，中国工业体系的自我修复和替代能力将进一步提升。面对自然灾害或地缘政治冲击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工业强大的跨界融合与工程化能力能够加快产业创新，使得跨行业技术融合更加容易。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实质上是电化学（电池）、电子信息（芯片/软件）、机械制造的跨界融合。只有拥有完整体系，才能迅速将不同领域的创新整合成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为突出，人才红利将为工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十五五”期间，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有所下降，但人才红利将进入爆发期。每年数百万理工科毕业生持续涌入制造业，能够为中国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提供多层级的工程师队伍。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能够在精密制造、自动化产线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将成为“十五五”时期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使得中国企业在管理效率和技术路线上快速与国际接轨并力争实现超越。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首要战略任务，为“十五五”时期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顺利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既需要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供给侧的强力支撑，也需要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需求侧的保驾护航。

　　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质上是通过结构优化升级，让工业从依赖低成本要素、外需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发展模式。“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为中国工业提供强劲的内生动力。一方面，需要实现从以科技创新替代要素投入的动力源升级。科技创新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能够提升产业的技术要素贡献率，企业不再需要通过“价格战”和“内卷”来争夺微薄利润，而是通过高附加值产品获取利润，这种利润回流到研发形成了“研发—盈利—再研发”的良性内部闭环。另一方面，需要以供需适配来推动工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循环畅通，提升工业发展效率。传统工业往往是被动满足需求，而现代化产业体系（如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能够通过高质量的供给创造新需求。这种由供给侧激发的消费活力，是工业增长强劲的内生动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为中国工业发展创造新赛道。现代化产业体系打破了传统单一行业的边界，通过技术渗透、跨界融合和场景重构，催生出全新的商业形态和工业门类。一是通过技术交叉融合创造新赛道。不同领域的成熟产业链发生化学反应会演变出新赛道，尤其是“制造业+数字技术”能够带来行业的重大创新。二是通过场景开放创造新赛道。现代化产业体系背靠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利用海量的复杂场景，将原本停留在实验室的技术迅速产业化。三是通过实数深度融合创造新赛道。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这开辟了基于数据的全新工业领域。例如，具身智能是AI大模型与高端制造的结合，它创造了涵盖机器人本体制造、运动控制算法、认知大模型的庞大新赛道，有望成为继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下一个超级终端。四是通过绿色低碳转型创造新赛道。“双碳”目标倒逼产业体系重构，将原本的环保业务转化为绿色产业。氢能与储能在解决绿电不稳定性问题的同时，催生电化学储能、氢燃料电池、氢冶金等新赛道。

　　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为中国工业发展增强绿色底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要求中国工业的绿色化不再依靠治污、减排等简单的末端治理，而是通过全链条、全系统的深层重构，将绿色变为工业发展的底色和核心竞争力。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结构的绿色化，从源头上降低碳排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对高耗能行业的减量提质，促进传统产业提升能效水平和环保标准，进而提升工艺和行业竞争力。二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构建一个以新能源为主体的工业能源网络，促进工业体系的绿色低碳化。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工业用能从以煤炭为主向以绿电为主转变。同时，中国绿色能源装备的产业链优势使得中国工业企业获取绿色能源设备的成本谈球吧全球最低，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绿色转型成本。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利用数字化加速推动绿色化，促进能效的下降和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利用工业互联网和AI大模型，企业可以对生产流程中的水、电、气、热进行毫秒级的监测和调度，这为精准化能源管理创造了条件。同时，数字技术通过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让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都被数据化记录，为更加精准的绿色管理创造了可能。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了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形成了资源利用的闭环再生。退役的动力电池、报废的电子产品成为高价值的城市矿山，通过先进的拆解和提取技术，锂、钴、镍等稀缺金属实现循环利用，既减少了对矿产开采的依赖，又消除了污染隐患。

　　传统产业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不是简单的退出，而是进化和升级。“十五五”期间，应重点围绕技术、标准、模式、产品四个维度，构建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

　　通过技术重塑，以数字智能、绿色低碳技术的深度应用，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与效益，加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绿色转型。深化数字智能技术的全链条应用，尤其在生产环节的智能化和管理环节的数字化。例如，在钢铁、石化等流程型行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和AI大模型进行工艺参数的毫秒级优化。同时，加速绿色低碳技术在传统行业的深度渗透。利用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建立从原材料获取到产品出厂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体系，积极应对国际“碳壁垒”以提升绿色竞争力。

　　通过标准引领，发挥标准的“风向标”作用，促进传统产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支持以标准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以解决行业内卷严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要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引导金融资源、政府采购向标准领先的企业倾斜。还要推动国内标准国际化，鼓励传统产业积极参与ISO、IEC等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提升全球产业话语权。

　　通过探索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促进服务型制造延伸价值链，推动企业从“卖产品”向“提供服务”转型。要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商转型，提供“产品+安装+运维+技术改造”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此外，在消费品行业推广反向定制模式，尤其是通过大数据精准洞察消费需求、去除中间环节，实现以销定产。

　　通过加大传统产业的新产品开发力度，精准对接新兴产业的原材料与零部件需求，实现新旧产业联动发展。发挥传统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母体”的作用，解决新兴产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断点问题。引导钢铁、有色、化工等上游企业，紧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精准开发关键基础材料，强化零部件与整机的协同攻关，建立“整机+零部件”的上下游协同创新联合体。

　　新兴支柱产业是工业经济的核心，推动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接棒传统生产力的过程。“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要实现新兴产业成为“支柱”，必须跨越规模化和市场化，从技术策源、集群效应、生态构建三个维度集中发力。

　　通过推动产业创新，探索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以关键共性技术与前沿引领技术为支撑，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要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支持行业链主、链长企业牵头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重点突破半导体制造设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底层共性技术，同时，在量子计算、类脑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对前沿技术的引领。

　　通过建设产业集群，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构筑中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通过集群化发展，避免新兴产业“遍地开花、小散乱弱”的情况，以空间集聚实现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其重点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化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新材料与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集群建设。

　　通过完善产业生态，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场景牵引与市场培育加速规模化爆发，不仅能够解决新技术“落地难、不好用”的问题，而且能够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产品迭代。

　　未来产业是工业经济的希望，“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十五五”期间，发展未来产业的关键在于集中战略资源，帮助那些已经显露曙光的技术路线跨越“死亡之谷”，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此外，通过耐心资本和敏捷治理为其保驾护航，促进未来产业的成长。

　　一方面，通过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择优推进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产业成为“未来增长极”。通过场景和技术的双轮验证，解决未来产业方向不清、路径不明的问题，并通过市场化机制筛选出能真正落地的未来增长极。与此同时，通过建设未来工厂、未来医院、未来交通等综合试验场和典型应用场景，为技术提供试错和迭代空间。

　　另一方面，通过创新监管方式，积极发展适应未来产业的创业投资模式，建立健全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未来产业快速成长。以耐心资本与敏捷监管构建长周期支撑体系，解决未来产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监管滞后问题，构建适应颠覆性创新的生产关系。同时，进一步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允许企业在监控下进行测试；探索敏捷治理，围绕技术的发展动态建立“边发展、边观察、边规范”的治理逻辑。

　　“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经济想要健康发展，除了做好工业经济本身工作之外，还要跳出工业看工业，从“大宏观”视角看中国工业经济。除了继续注重工业供给规模与质量，还要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根据“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在加快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提高工业供给的规模和质量，还要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需求，以避免因为供需不平衡而引发产能过剩或者“内卷式”竞争等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陈彦斌，2022），着力解决部分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问题（陈小亮，2025）。

　　一方面，要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增长政策的力度，通过提升长期经济增速，持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而解决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不能消费”的问题。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要想普遍性地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是提升长期经济增速。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数据库显示，2010—2025年中国经济的产出缺口平均为-0.5%，潜在增速缺口平均为-0.7%，可见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仍有提升空间。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长期经济增速。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可知，通过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度可以平抑产出缺口，而要想平抑潜在增速缺口则需要增长政策配合。“十五五”时期，增长政策的重要发力点是加大基础性研发投入，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这能够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切实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不能消费”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加大结构政策的力度，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打消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解决居民“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问题。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能够确保居民消费渠道畅通，不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则会阻碍居民消费。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有所失衡，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偏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偏低，这会导致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偏低，从而制约总体消费规模。此外，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部分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存在后顾之忧，由此引发了预防性储蓄，这是中低收入群体“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重要原因。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通过加大结构政策的力度，并加强结构政策与稳定政策的配合，能够更顺利地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结构性因素对居民消费的掣肘，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做好上述两方面工作，能够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需求空间，实现工业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前瞻性防范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问题，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有助于加快完成“十五五”规划建议所部署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重大战略任务，确保中国工业经济行稳致远。

　　陈彦斌.从“十四五”到“十五五”的中国工业：新成就、新优势和新思路[J].财贸经济i.cn11-1166/f.20251230.005.